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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璋柯女主角:我看到中国社会现实  

2007-03-02 19:31:40|  分类: 收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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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璋柯女主角:我看到中国社会现实

 

  •   许多时候,我不知道我是在演戏,还是在生活,我看到一座破败城市中生活的人们,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样的。拍戏的过程,赵涛体验到了更为丰富的中国
  • 有外国朋友问过她一个问题,大意是,听说中国人的生活是,“开着好车,到咖啡厅约会”,是那样光鲜的,为什么你演的中国人却是另外的样子。赵涛说,你说的那是很小部分的中国人

    电影《任逍遥》中,我从矿区灰黑色的宿舍里走下来,身边有一条干枯的河。河岸的岩石上栽着十几根电线杆,散落着一溜低矮的民房,一个人担着水向那排房子走去。那时候,我觉得,自己和那些人一样,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压抑的环境中,对生活没什么奢望

    《三峡好人》男主角是韩三明,一个煤矿工人。这个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男人,在工作中本能地照顾其他人,帮我们拎箱子什么的,忙前忙后。我在想,许多来自中国底层的人们,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别人做点什么。

    很多年来,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,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,从而,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

  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李径宇 《三峡好人》以三峡移民为背景,谁是里面的好人呢?下层人民(资料图)

    赵涛在《三峡好人》中饰演一位千里寻夫的少妇(资料图)

    如果不拍戏,我的生活就在校园里。赵涛说。

    许多场合,赵涛是不被人注意的。而她主演的4部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声响(获奖情况见本文资讯)。在许多演员凭一部获奖影片就能全线飘红的时代,赵涛似乎有点落伍。

    乌兰巴托的夜啊,那么静,那么静/连云都不知道我,不知道——这是她在其主演的电影《世界》中演唱的插曲。

    在一次人际复杂的聚会上,数十个人依次站起来自我介绍,轮到赵涛了,她站起来,有些拘谨,在座的,有几个人立刻像见了亲人似的,但更多的人面面相觑。赵涛和她主演的电影在中国大陆的情形就是这样,爱她的人引为知己,不爱的人连看都看不懂。

    之前,在海外的一些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赵涛的采访。比较国内,赵涛在海外的知名度会高一点。赵涛说,因为在国内,知名度往往不是看你的作品是不是好,而是看你露脸时间的长短,必须拍电视剧才能让老百姓都认识你,可是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拍什么样的电视剧。所以说,这是很矛盾的事情,处境很尴尬。

    曾有两部获奖电影《站台》和《任逍遥》,全世界都在发行,但中国没有公映。所以,赵涛之前在国内的影迷更多的是DVD爱好者。

    每次拍戏时,赵涛会闭上眼睛听一会儿现场的声音,“你会发现其实你完全可以跟一条街道、一个房间交谈”。只要用心听一下,你就能了解到与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情形。

    有外国朋友问过她一个问题,大意是,听说中国人的生活是,“开着好车,到咖啡厅约会”,是那样光鲜的,为什么你演的中国人却是另外的样子。赵涛说,你说的那是很小部分的中国人。

    拍戏的过程,赵涛体验到了更为丰富的中国。

    “他们好像没有理想”

    记者问,在电影《任逍遥》里面,你演的是煤矿子弟的生活。特别无聊,总想寻找一种价值或者意义,但就是找不着,那种感觉是你的本色还是表演?

    赵涛说,拍《任逍遥》时,我大概提前半个月去拍摄地大同,我天天逛街,天天跟那些我要饰演的年轻人在一起,我和他们聊天,听他们说话,看他们穿着。就是在这半个月的时间,我感受到很多东西,那些孩子是计划生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,可能从小受着奶奶、爷爷、姥姥、姥爷、爸爸、妈妈的宠爱,他们只懂得去索取爱,不懂得付出爱,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孤独,好像没有理想可言。

    像我们小时候,我们可能会说,将来我的理想是什么,当个画家,当个医生,我觉得他们的理想就是诸如“我能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”。虽然大同是个非常小的城市,但是他们衣着方面还是非常追赶潮流,虽然它很便宜,也许才十块钱。

    那时已到了2002年,但整个大同的经济还是那样一个状况,很多煤矿工人都下岗,很多人都吃不上饭;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,大同的每一个大小酒店,一到中午晚上都爆满,你必须提前预订,没有提前预订你吃不上饭。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另外,不论有钱没钱,人人都是西装,穿得非常好,皮鞋、西装,给人的感觉是,哇塞,很绅士的那种。

    这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经常上网,看到跟自己居住的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在里面,比如说韩国那种潮流,日本那种潮流,什么嘻哈,各种各样的流行元素都在影响着他们。

    但是我觉得最可悲的是,虽然在影响着他们,他们天天在看这些东西,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能够过上那样的生活,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。对于我扮演的巧巧那样一个年轻人,她有两面,一面是非常虚幻的,她觉得自己永远生活在时尚当中。但是对于外人来说,你还是生活在大同,还是生活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环境里。我觉得这是巧巧这代人的可悲。

    他们生活在服饰掩饰之下的一种想象的生活当中。她觉得穿上透视装,戴上假发,就是时髦女郎,怎么可能,其实都是虚的。

    在《任逍遥》中,有一场戏,我把假发脱掉,实际上,我脱掉这个假发,要完全地真实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,我不再生活在一种装束之下,不再生活在一种虚假当中。

    拍《任逍遥》期间,跟当地的年轻人一起聊天啊,玩啊,真实感受到很多东西。他们从来不会跟你说什么文化方面的东西,如果是女孩,她会说,哎,今年流行什么,一个小发卡,你看我买的小发卡,两块钱,一毛钱,戴着,这就是流行,我就是牛——他们觉得自己牛是这样一种态度。我觉得他们的痛苦在于他们始终在幻想,但他们不去为自己幻想的生活去努力,只是凭一些表面的东西装点自己的幻想世界。

    那时候我饰演巧巧,完全跟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,跟我本人是太有差别了。我是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半夜十二点去蹦迪的。这样的角色,让我了解到中国二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,也许,大同作为老的资源型城市,表现更极端点。

     我们整个剧组没有那种习惯,就是刻意跟谁混的那种习惯,我们从来没有。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,没有时间精力去混那个圈子。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事业。我原来小,不懂什么叫事业,现在慢慢懂得了要有自己的事业。

    我所扮演的角色,都是不同层面上的中国人。我觉得中国没有一个纯粹的贵族,每个中国人自身都是一样的,就是那样一个状态,大家无非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。拍戏时间长了以后,对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:我不要去表演,我要去生活。当我去生活的时候,那个角色就是属于我的,如果我去表演的话,那个角色跟我是有距离的。

    很多年前,还在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,很多人经常拦住我们说:“我要拍个电视剧,我给你拍几张照片。”我们一般都回答“很好,可以”。因为都希望有些这样的机会。可是好像经历了十几次,也没有一次成功,所以我对拍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也无所谓了。

    毕业后到太原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。有一天,一帮艺术人士来学校挑演员。最后,挑上了我。导演说,要拍电影,我说,那就拍吧。果然之后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,我觉得可能又是那种类似在学校的事情。突然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,要拍戏了,要我和学校请假。

    那时候,我没听说导演贾樟柯的名字。太原这样的小地方,更加文化性的东西没有,顶多看看电影已经很奢侈了,而且看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美国大片,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艺术电影什么样子,我对艺术电影也没有任何概念,所以导演见我的时候,觉得我不相信他。于是,他还给我带了很多报道他电影的杂志,说他拍的《小武》成功了,指着照片说:“这就是我,这就是我!”

    很多年来,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,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,从而,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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